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漂泊者萧红属于什么类型

2020-11-10 126 热点资讯 本文有1784个文字,大小约为8KB,预计阅读时间5分钟

就是人物传记,林贤治写的,非常好.说实话,现在市面上萧红的传记多达十几种,上档次的只有林贤治和季红真的.

漂泊者萧红属于什么类型

这是一部介于传记与小说之间的书,有事实,有艺术加工!作者说:“在中国文人集团中,萧红是一个异数。没有一个作家,像她一样经受饥寒交迫的痛苦;没有一个作家,像她一样遭到从肉体到精神刑罚般的凌辱;也没有一个作家,像她一样被社会隔绝,身边几乎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亲人和朋友,而陷于孤立。”(P83)这一表述是在为萧红鸣不平,我却觉得也是作者写作此书的主要动因。然而,为萧红作传,难度似乎也不小,这不仅因为作为奇女子的萧红已让她31岁的人生开放得如此绚烂,如何来评价她的人生遭际、作品风格并非易事;而且也因为萧红与萧军、端木蕻良之间形成了一种扯不断、理还乱的情爱关系,如何对萧军、端木进行评判,也是一件棘手之事。但读完全书,我以为作者对这两者处理得都很成功,或者也可以说,是处理出了自己的特点。关于萧红本人,作者是把她定位成“五四的女儿”和女性主义者而加以描述的。萧红一生都处在对男权社会的反抗中,因而也就铸就了她所有的悲剧。作者在“后记”中说:“萧红一生追求爱与自由,在我的传记中,她是同时作为追求者和反抗者(至死仍在反抗)进入一个由来便是不公平的、充满暴力、奴役与欺侮的社会框架之中,通过悲剧性冲突完成自身形象的。”(P298)这样一种形象定位,可以让我们对萧红的作品形成更准确的理解。而对于萧红的作品,作者提供的则是如下视角:萧红呈现于世人的本来是充分个人化的“弱势文学”,但长期以来,主流评论却把它们纳入到国家、民族的宏大叙事中反复解读。这种解读并非完全没有道理,却有可能是舍本逐末。比如对于《生死场》,作者甚至不同意鲁迅、胡风等人的某些判断(P137-139),也极大地挑战着当今主流文学史对萧红的定论。这种挑战,我以为并非轻率之举,而是对萧红作品深入研读之后的艺术发现。由于萧红是东北流亡作家,她的流亡又带着家园沦陷的亡国之痛,所以,我们的文学史就常常把萧红塑造成一个民族英雄式的人物。然而,若是仔细思量,这种塑造却又恰恰对她作为女性、作为弱者的个人化叙事构成了一种遮蔽。记得1999年,我曾到中国儿童剧院观看田沁鑫导演的话剧《生死场》,此剧当时叫好声一片,但我看后却并不满意。如今,林贤治先生把我当时朦胧的想法写出来了,委实让人高兴。而那位青年女导,居然把《生死场》铺张、造型得那么男性化、国家化、民族主义化,我觉得她是完全有必要好好读一读林贤治先生这本书的。萧红与萧军、端木之间的关系,肯定是许多读者所感兴趣的。坦白地说,我也很感兴趣。在此之前,我已从其他书中读到过一些相关的描述,但大都语焉不详,于是就想弄清楚萧红与萧军为什么会在临汾分手,为什么端木会乘虚而入。这些问题现在都有了答案。在林贤治笔下,萧军既有仗义豪侠的一面,又有生性风流的一面。当年萧军把萧红救出苦海,对于萧红来说可谓恩重如山,而他为了萧红甘愿坐牢的豪气也让萧红铭记一生。然而,在对待女性方面,萧军又是轻浮的,庸俗的(P74)。他追逐着新出现的一个个女人,让萧红痛苦不堪,最终萧红只能选择远去日本。而在林贤治看来,他们的关系一开始就埋下了悲剧的种子:“萧军是一个强悍的、有本事、有力量的男人,因此必然成为家庭的主体。关于他们两人的关系,人们不是拿爱的、也即平等的眼光看,而是一开始就从萧红的困境出发,把萧军定位为一个施与者、拯救者、解放者。于是在一个共同体里,他们不是对等的,不是相对的自由个体,而是一个成了债权人,另一个是债务人。可悲的是,萧红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带上这种传统道德的眼光,其实是男性的眼光来看。她一方面把萧军看做爱人、知己,人生旅途中的伙伴,另一方面又把萧军看做苦难的分担者,危险中的守护者。”(P69)此后,随着萧军的频频越轨,更是让这悲剧反复酝酿,这就为后来的分手埋下了诸多伏笔。而端木无论在出生、长相、性格等方面,都是迥异于萧军的一个人。“九一八”之前,他完全过着少爷生活,后来小说写得不错,又有些骑士派头,对女性抱有同情心,于是林贤治有了如下分析:“从审美的角度,萧红是喜欢特异性和弱质性的。端木蕻良外表的文弱,包括发式与着装,一副前卫艺术家的样子,恐怕一开始就获得萧红的好感。在文学才华方面,应当说,他是胜于萧军的,而且更带有阴柔性质。……萧红对他最抱好感的是,无论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下里,都不掩饰对自己的欣赏,而且乐于交流。在他这里,萧红获得了一种知己之感,多年来不断遭到伤害的自尊心,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满足。”(P217-218)大概正是由于如上原因,让萧红在临汾做出了最后的抉择。然而,萧红作为女人的悲剧在于,当她与萧军走到一起时,她正怀着王恩甲的孩子;当她与端木结合时,她又怀上了萧军的孩子。于是端木很快就疏远了作为孕妇的萧红。此后,两人虽有短暂的“新生活”,但不久,端木的本性便暴露无遗。“为了两个人的生存,萧军与萧红在不同的位置上,各自做出了牺牲。端木蕻良是不肯牺牲自己的。自私,矫饰,畏葸。两个男人,两个极端。两个房间一样黑暗。”(P247)于是萧红的身体和心情开始变坏。她与端木去了香港,她在病中写完了《呼兰河传》和《马伯乐》,却终于住进了医院。其时战乱已波及香港,而端木居然置住院的萧红于不顾,让并不怎么相熟的骆宾基昼夜照看萧红。这时候,萧红想起了萧军。对于萧军与端木,林贤治下笔是很不客气的,可以看出那些文字蕴含着作者的义愤和谴责。比如对于萧军,作者说:“萧军自称是‘感情的奴隶’,在男女关系上,实质上是服从力比多冲动。他的强健的体魄、旺盛的情欲与一贯的‘爱便爱,不爱便丢开’的哲学结合起来,使他不可能满足于一个性对象。”(P147)对于端木,作者说:“他的贾宝玉式的少爷本相,不但在生活中时时表现出来,在创作中也必然显露出他的才子气和脂粉气。……他写下《初吻》和《早春》,接着是《女神》,都是典型的‘花间派’风格。在他的作品中,早期的土地气息渐渐消散,更多地表现了一种轻佻、甚至猥亵的成分,与萧红的同期作品是很两样的。”(P253-254)对于端木,我基本上没有感觉;但对于萧军,我却是颇有些好感的。林贤治先生的这本书大大颠覆了我对萧军的前理解。我并非萧红的研究者,所以这本书在“可信”的层面究竟如何,我是没有发言权的。我能够确定的是,这是一本特点鲜明的传记作品。它的写作风格虽与作者以往的著作不大相同,却依然打着林氏写作的思想标记。而林贤治能够“遭遇”萧红,萧红作为“异数”作家,其心灵的挣扎与灵魂的呻吟能够让林贤治心有所动,其心灵史能够获得诗性呈现,我觉得这件事情无论对于传主还是传记作者,都应该是他们的福气。